自由职业者

就有关部门奖励并“破格提拔警察妈妈”这件事而言，我认为又是一个“道德治理”的典型案例之一。

    单就那位警察妈妈的行为来说，的确具有富有母性，是一种善举，值得不少国人“敬佩”，有关部门出于鼓励善行，予以象征性的少量的物质补助（或者与同样尽职尽力的出勤的警察相同），特殊情况下，考虑到传统伦理，难说有过；但清醒的单位和上级领导应事后告知其下不为例，必要时，还要给予批评。因为这种行为本身，在本职工作中是不值得提倡。如果就这种所谓的“善举”，用超出职业规章制度所规定的基本奖励额度，来行使物资奖励的话，对其他出勤的警员来说，很难称得上为公平和正当；还因为这种行为本身，并不符合职业道德，尽管勉强它称得上符合传统伦理。如果用破格提拔，把它与职务升迁联系起来，那就更离谱了，或者说有点过度操作了，勉强说的通的理由是：上级领导可能混淆了，这种“善举”本身所对应的伦理和职业道德界限。

    另一种极端的看法就是，上级领导可能有操弄“所谓的伦理道德”，掩饰对缺乏深沉思考的本单位其他出勤警员的不公正的嫌疑。

    如果是“媒体记者”持正面倾向宣传报道的话，那我认为：不是记者自己无知无意，就是受指示有意在愚弄公众的心智，对社会危害极大。

   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：自然伦理和职业道德本身就是两回事：

    自然伦理是一种作为人，比如说，作为一个母亲，自然流露的对婴儿和儿童的疼爱，关怀，怜惜等舔犊之情，是一种与哺乳动物相类似的自然作为。无所谓“高尚”和“不高尚”，相信大多数情况下，每一个母亲都本能地疼爱“婴儿和儿童”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“婴儿和儿童”。

    如果作为她（警察母亲）本身就是有这种爱好婴儿和儿童的偏好，正好又碰到了这种情况：失去自己父母的婴儿需要喂食，如果她能考虑到工作需要和职业要求的话，那她完全可以有许多种选择。例如第一，自己带管和哺乳（这也不属于自己作为警察基本职责范围的首要作为），第二，自己带管、定时喂牛奶（这也不属于自己作为警察基本职责范围的基本作为），通知送儿童保育所或请保育员带管（这显然属于自己职责范围内应协调解决的事和应尽义）。

    因为她没有考虑到：此时此刻，地震救灾现场，作为警察有更为重要的职责和自己的应尽义务范围，比如：维持当地社会治安秩序，救人，或其他上级领导安排的本职工作，而不是毫无顾忌地，出于本能地用自己的母乳直接喂灾民的儿童或幸存的孤儿，这样的确显示了，她以及一些人所赞赏的“母爱”。

    但是，单就这种“善举”是否值得奖赏乃至于用“破格提拔”来执行，这种作为本身是可争议的，这种奖赏措施本身，是否合乎职业道德？是否对其他的同事显失公平？是否为正当？这是很值得商榷的。

    针对这种情况，我想引用道德哲学大师康德有一段话，很能够说明这种争议和商榷性质，问题的症结所在，他说：

    “无论它（指这种类似的行为）是多对和有多友善，它都不具有真正的道德价值。它的立足点，就如[出于]其他的爱好——例如荣誉的爱好[的行为]一样，如果幸运的碰到了某种行善的和对的因而就是光荣的事情，那么就值得赞扬和鼓励，但是却不值得尊重；因为它的准则缺乏道德的内容，也就是说，所缺乏的是，在完成这一行为时不是出于爱好，而是出于义务。”

    显然，这个义务，并不属于作为一个警察母亲，她的基本职责范围内的应该首先办理的事情和作为。也就是说，这种善举行为 ，并不具有道德内容和道德价值，不能大力推广，也并不能表示她（警察母亲）的道德高尚。而恰恰相反，她未能同时履行其作为警察这一职责所规定的基本要务，表明她的职业道德意识不强。

    职业道德是一种自觉履行其职业责任和义务的自觉行为，如果说一种行为要体现其道德，有推广价值，那么其前提必须有能力（而不是有资历），有责任而不是处于其它的爱好和欲望，自觉履行其义务。也就是如大师康德所认为的那样：仅仅是出于仅仅是出于义务的动机而行动，具有道德价值。

    如果不顾行为本身与其职业应尽义务的关系，不顾行为者本身所应具备的担任职位或履行岗位责任的能力，单从那种社会所希望的、良好的爱好和欲望----也可理解为“善举”出发，有关部门这种“破格提拔”本身，从现代社会来看，就显得有点奇怪和滑稽了；撇开警察母亲是否具有担当新的职位的能力资历不说，单就这种“破格”本身而言，显然它就是一种与职业道德无关的别的“道德”操作，如果这种“道德”称得上是道德的话，也是虚伪的无用的道德，因为它无任何道德内容----无应尽责任义务内容，也就无道德价值， 因此，它是既没必要鼓励，也更不值得大力提倡的。

    这样的“破格提拔”无论是本单位的奖励作为，还有宣传部门的舆论引导作为，学术界不少政法界人士一般地：都很难不把它归认为是一种“道德操作”行为，甚至明确地是一种“过度操作”行为。之所以这样认为，是因为：它们并不能指向鼓励人们熟练地完成职业应尽的基本责任义务、或激励人们更有效完成职业规定的所有责任义务----从而达到的尽可能完“善”的程度，即达到道德意义上的从“善”效果。

    从另一方面看，更有可能产生的反效果是： 这种操作极有可能更为有利于现实社会中难免存在的个别奸诈“伪善”小人 和个别不法之徒，更有利于鼓励他们，以各种相应的形式，行投机取巧的作为，并为这些少数人开启了套取“功名”和“功利”的方便之门，而对决大多数老实本分，勤恳多好本职工作的人，造成事实上的伤害，也给整个社会的理性选择，和事业进步造成阻碍和间接伤害。本以为是“善举”，却可能造成的无法估量“恶果”。

   （在这里我要声明：我丝毫没有要贬低那位警察妈妈的想法，而且恰恰相反，我从心底里很崇敬她），

    此外，上述“操作”，还可能使其他更有能力和资历（有经验积累）担当职责的人，或者更为诚实地做好本职工作的人，都得不到应有的公平竞争的升迁机会，而灰心伤气。这种道德操作，只会助长社会对人才的逆淘汰。它使社会运行“退化”，退化到一种原始农牧社会所通常适应的那种道德诉求状态。

    现代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已经相当进化，无论是社会职业和社会劳动分工都极为明确而且岗位职责明确，细分化，工作也日趋程序化，个人所要承担的义务范围也是极为明确的，换句话说，这种职业和岗位的责任、义务和权利也是极为明确，而且每个人之间，每个职业和岗位之间，其业务的衔接是前后左右相互衔接的，擅自脱离岗位职责，很难被认为是正当，应该鼓励的，否则无论任何组织，都难以有程序、秩序和效率可言。因此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我认为：那位警察妈妈的作为是失职的，无职业道德可言；或者也可以从另一个方面说：她所在的部门人员结构也许是不合理的，岗位责任也许是不明确的，工作原本是低效率的，人浮于事，机构肿、散、懒应为常态，否则难以理解，警务部门可以允许人员擅自脱离岗位，去从事与本职工作无关的事务。因为，如果警察妈妈所在的部门工作是有效率的，又允许某一个精员擅自脱离自己的岗位，那么其他的与之有横向和纵向工作联络和业务关系的人将如何自处，那是很难理解的。

   如果这种分析和推理没错的话，事后的传媒报道的上级领导奖励和“破格提拔警察妈妈”，就这件事而言，显然是失策的，或者说是极其低能可笑的，她不是在鼓励行政升级和先进高效，而是再诱导行政落后退化，是一种低级伦理取代高级职业道德的胡乱作为，如果整个社会都是相这样的操作和作为，那么这个社会能进步吗？有效率可言吗？。

    换句话说，如果整个社会都是以那种自以为“善的道德”来操作，而不是以制度和职业道德所支持的自由公平的职业岗位竞争，职责分工明确，职物权利有限，且工作程序化，人员相互协作，高度组织来运行的话，那么这个社会，就一定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样，机构臃肿、人浮于事、作风庸俗、理念守旧、组织腐败，毫无进化动力和激励可能可言，“改革”只能是空洞的口号，也许是变相牟利的工具， 何来“公平”？何会有“正义”？

应该进一步指出的是，对这种以个人“善举”来谋得评价的作为，不管它是自觉或者不自觉，如果能称得上是合乎道德（伦理）的话，那种称为“善的道德”，无论从其动机，评价机制，还是从其内容来看，都是无法准确衡量的，也无论从什么效果来看，都是无实际意义的。因此可以说，这种“（伦理）道德”是一种“伪善的道德”（对这种伪善的道德，我曾写有“道德之歌”--提示，这不是我们现代社会所需要的，应当让他自然“回家”），起码是一种极为低级的自然伦理，也许原始社会和封建农牧社会，自然经济能相适应。现代社会应该果断地与其告别。

因此，只有当，而且仅仅当，按照是否具备“职业道德”[-----建立在某种职业规章（制度）--其中包含的职责范围，职权范围、义务范围和相关利益都是相当明确的----“契约”基础上]作为前提，也就是按是否存在职业规章制度，且双向或多方经自由公平竞争相互选择，按“契约”方式确定时，“职业道德”才能真正体现出来，或者说逐步形成。它以职业中的每个人自觉遵守“契约”责任，自觉履行“契约”规定的劳动义务作为前提，此时，取得“契约”明确的合法利益（包括：1。收入---能养活自己，进而养家糊口，取得经济独立，自由所应具备的前提；2。奖励----额外收入；3罚款-----额外损失），方为正当。这种道德，其实就是一个人生来所应该培养和具备的基本道德。也就是现代社会，人们通常所称作的“人应有的道德底线”。

    职业道德，有各种形式。例如对党派团体，有党员道德。党员应自觉受党性原则和党章约束；对医院，有医德，医生和护士应自觉受医院规章和护士条例的约束；还有对工会，对农会，对教师公会，律师协会，对其他各种社会组织，都有相应的职业道德，都是建立在一种规章（制度）基础之上的，也就是说：没有社会组织，没有制度，就无所谓有其道德可言。

   在此在各种职业关系基础上，还有一种更高层次的公共事务关系，与之相关的道德，我们称为“社会公共道德”。“公共道德”顾名思义，就是作为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所应具备的道德。其基本内涵，可以相仿“职业道德”，自然地推演出来。那就是：他应该建立在一种社会制度（也称“社会契约”）---其中包含的责任范围，权利范围和义务范围和相关利益也都是相当明确的-----基础上，它是民主的宪法来明确规定的，是社会中每个人都应自觉遵守的。其中一般有纳税义务，参军保卫国家的义务，非暴力行为，维护公共环境卫生秩序的义务，监护和抚养儿童成长的义务等。

    扯得太远了。总之现代社会中，道德是有前提的，也是有边界的，可依据不同的劳动分工，不同的职业范围，不同的岗位责任义务，不同的职业规章（制度）和相关“契约”责任义务，以及规章制度或“契约”规定的实际内容-----具体确定道德概念的内涵和外延，进一步的可根据人们承担符合职业义务的行为，明确评估其所具有的道德价值；确定激励方式，以便促进规范行为，促进组织运行兼顾效率和公平，符合正义。

    而传统理念，例如我们社会中通常被认为的“传统的美德”， 或者一些据说是被认可的马克思主义的 “善的理念“，或者那种只关照部分团体利益哪怕是绝大部分人民，而不是全体国民的利益，都不应作为我国当代社会主导的道德指向。为了整体或全民的长远利益，是到了该平静地向他们告别的时候了。（也许只有在家庭和家族成员关系之间，还有被称为道德的价值）。那么，就让传统美德回到他的私袭的领地吧；毕竟，那里无涉根本的利害冲突，人们也许能够体验到这些美德的情怀和雨露有多少滋润。至少能满足我们每个人怀古的幽思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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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--------自由职业者于上海陋室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--------- 2008年6月18日星期三草就